汉承秦制为什么秦二世而亡，汉却可延续400年?修改二者的本质区别在哪儿?为何国祚有如此大的不同?

　　贾谊说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，又听人说秦国的灭亡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和平，请问，秦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?

　　“汉承秦制”这句话，主要是指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政治架构，包括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、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(郡县制)等等，但是这种继承只是精神层面的继承，在具体操作层面，是有很大改良，并且分阶段的。

　　所以，“汉承秦制”这说法，就好比说“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共和国”一样，听着好像是那么一回事，实际上谬之千里。

　　试举例以说明：

　　首先说法律——秦朝的法律是非常周密琐细苛严的，百姓动辄获咎。西汉继承了秦朝的律令，但是在执行方面上，跟秦朝就一个天一个地了。

　　比如，刘邦初入关，跟百姓“约法三章”;惠帝、高后、文帝、景帝时代，为了修养生息，学黄老之术，行无为之治，网禁很宽;汉初的前几任皇帝，持续的废除秦朝的一些恶法，比如惠帝废挟书令、文帝废肉刑、景帝改革刑律等等。

　　后来到了武帝时期，要打仗、要建宫殿、要求仙，钱不够用了，法网才重新繁密起来。

　　再说郡县制——秦朝的郡县制从一开始就非常彻底的，但西汉的郡县制是逐步实现的，甚至在最后定型的时候，也不如秦朝的彻底。

　　起初，刘邦刚得了天下，分疆裂土犒劳开国功臣，总数封了七个异姓王、一百四十三个列侯。汉初，这些王国、公国、侯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，特别是那七个诸侯王，集行政、经济、人事任免权于一手，又因为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，在军队中有很高威望，所以虎符之制其实也制约不了他们。这种不受中央政府制约的国中之国，对于郡县制是极大的反动，并不符合皇帝的利益。所以刘邦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就是逼反这些异姓王，一个一个将之剪除，最后自己也死于平定英布叛乱时的箭伤。

　　到刘邦去世的时候，八个异姓王(燕王臧荼死后，由刘邦的发小卢绾为燕王)只剩长沙王吴芮还在其位，这也是因为长沙国离中原太远，经济又落后，对政局没多大影响的缘故。刘邦除掉异姓王之后，改封同姓宗室为王，并立下了“非刘氏不得王”的祖训。这些同姓王的权限比之前的异姓王已有很大缩小，像国相、中尉这些重要的人事岗位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免，国相是诸侯国的最高行政长官，中尉是诸侯国的最高军事长官，所以行政权也间接地受中央政府的制约。但这依然是不彻底的，诸侯国税赋不用上交，在经济上依然有较强实力，特别汉文帝时放开民间铸钱的禁令，让境内有铜矿的吴王发了大财。有了钱，那些诸侯王就可以养门客、死士，招纳逃犯、无赖少年，具备造反的实力了。所以就七国之乱了。

　　七国之乱后，诸侯王江河日下。行政权、人事权被彻底剥夺，之后税赋也要与中央分成。武帝时推行左官令，把官僚区分为汉朝廷的官与诸侯国的官，诸侯国的官无论待遇、俸禄、升迁，都要低人一等，这是旨在阻止人才流入诸侯国去;同时又不停地以这个那个的借口，剥夺了一大批人的爵位。王爵贬为侯爵，侯爵直接就撸为平民。其中最常见的一个借口是祭祀时的黄金成色不足或者酒不好;一系列动作之后，武帝祭出大杀器推恩令，把那些诸侯国拆成一盘散沙，再也无力反抗中央政府。

　　经过刘邦、文帝、景帝、武帝四代皇帝近百年的努力，终于把诸侯国从藏獒驯化成京巴。但是直到汉朝灭亡，依然保留着郡国，并没有实行完全彻底的郡县制。

　　再说治国思想层面——这差距是非常明显的。

　　众所周知，秦朝是以法家的霹雳手段治天下的。这个法家跟今天的所谓法治是一点屁关系都没用的，阴暗得多、血腥得多。法家讲究“法、术、势”，具体就是要法网严密、高效执行，君主要集军政大权于一手，要精通帝王之术，以驾御群臣。

　　秦朝统治者是想把全国锻造成一部高效运行的机器，君主是这部机器唯一的大脑，其余各部分服从命令，做好螺丝钉，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。尤其是老百姓议论朝政，无论是赞扬或批评，都被严格禁止。因此，除了司书、律书、农书等技术类书籍，其他书籍都是没必要存在的。政府要求百姓以吏为师，学习技术。总而言之，越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，就越符合秦朝良好国民的形象。

　　秦朝对百姓思想的禁锢在汉初被沿袭了下来。只是汉朝统治者没有秦朝那么心狠手辣，所以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得多。其实所谓的黄老思想，也是反智的。

　　法家虽然便于统治，但它那种想直接把人驯化成牛马的作法，毕竟违背人性，与文明发展相悖。但是集权国家，是不可能放弃思想领域的统治的，法家不可用，那就得另立门户。

　　于是汉武帝就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个儒并不是孔子那个原生态的儒，甚至不是孟轲的那个儒，而是董仲舒阉割过后的儒。孔孟的儒对于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，对于君主的态度是“三谏不从，遂之去”，忠是忠、孝是孝，两者没有必然关系;董仲舒的儒，掺合了阴阳五行学说那一套装神弄鬼的东西，搞什么天人感应，又把忠孝搞到一块儿——这个大讨汉武帝喜欢。汉武帝选择儒家，并不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观“仁”，而是因为董仲舒那套玩意儿给予了他“君权天授”的合法性，同时又是一个教化百姓忠于君主的愚民好工具。

　　(刘邦平民出身，短短几年时间，就做了皇帝，这是不符合当时知识份子世界观的。周朝得天下，那是周太王、周文王、周武王几代人修德修来的，秦始皇得了天下，那是秦国诸代君主修德修来的，你刘邦流氓一个，凭什么做皇帝呢?司马迁在写《史记》的时候，觉得这事太毁三观了，没有办法解答这个问题，只好说“岂非天哉!岂非天哉!”这个合法性问题长期没有解决，刘家皇帝心里是很自卑很没底气的。)

　　汉朝只是借了儒家一张皮。当年汉宣帝教训儿子汉元帝：“汉家自有制度,本以霸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教,用周政乎!”这意思就是说，法家、儒家并用，用法家的里子、儒家的面子，不要搞混了。可惜汉元帝没拎清，汉宣帝很失望，预言说：“乱我家者，太子也!”

　　汉宣帝一言成谶，西汉王朝果然真的断送在汉元帝、王政君这对夫妇手上。

　　至于说为什么秦朝会二世而亡，所谓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”是扯淡。治国安邦平天下是个技术活，从来就不是道德问题。那些把“道德”当大力丸推销的，宣扬“道德好、百病消”的，放在古代，那是视野与思维水平不够，今天还这么讲的，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良心有问题。

　　秦朝的骤亡，主要原因有三个：

　　一、体制改革过于剧烈，缺乏缓冲;

　　二、规模扩张过快，但未建立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;

　　三、运气不好，秦二世是胡亥。

　　一、体制改革过于剧烈——主要是指郡县制的推行。

　　郡县制的目的是中央集权，在这当时是个新鲜玩意儿。若说清末中国面临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，那么秦朝的建立其实也是两千年未遇之大变局。在此之前一千多年里，实行的是封建制，所谓封建诸候以藩周室。在秦朝未统一天下之前，政治地位是靠父亲的精子换的，诸侯国的存在、诸侯国内小公卿国的存在，都是天经地义的。

　　但是秦朝在商鞅变法之后，已经换了玩法。在秦国，爵位(当时官位、爵位尚未分家)是要拿军功来换的，没有军功，管你老子是谁，都不得富贵。

　　这就等于在家族企业里搞绩效考核啊，员工的积极性当然高涨，但是老板的那些亲戚们自然是很郁闷的——天佑秦国，从秦孝公开始，除了几个短命的，几乎就没有差劲的秦王。等到秦始皇的时代，秦国人已经非常习惯于这种绩效考核。

　　此外，到秦始皇时，秦国人也已经明白并且接受郡县制了。比如王翦伐楚，临行前向秦始皇要田宅，说：“为大王将，有功终不得封侯，故及大王之乡臣，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。”——可知当时在秦国，有功不得裂土分侯，已成为常识。

　　可问题是，你秦国人认可了，关东六国可未必认可呀。

　　关东六国的王族近亲，作为旧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，无论怎么安抚，都肯定会恨秦国。但关东六国的士人阶层，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中坚，安抚好了，社会才容易稳定。这些人要么有大大小小的封邑，要么做门客有碗闲饭吃，秦国人一来，用郡县制取消了封邑，又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，非宗室籍、宦籍、市籍的全部得去种田，什伍连坐相互监视，偷懒、逃跑都不行。像熊心、田横这样的王侯疏族子孙，全都流落成布衣，甚至得去放羊谋生。砸饭碗砸得如此彻底，人家能不恨你吗!像项梁、张良这样铁了心要反秦复国的人毕竟是极少数，绝大部分人还是指望安安稳稳过日子的，像张耳、陈馀、韩广、田横这些人，如果那时笼络进体制内，给块肉骨头糊口，何至于要造反?

　　其实秦始皇对于关东六国王室与名门望族的打压，还是蛮严厉的。每攻灭一国，就将那些家族搬迁到关内，就近监视(后来西汉也学习了这套手法，采取了“迁陵”的政策)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，无奈秦始皇只擅长杀人压人，却不屑于哄人。函谷关以东，全都咬牙切齿。

　　那时代的人，国家观念本是很淡薄的，但是，只有大棒没有胡萝卜的政治制度、严苛残忍的司法，硬生生地逼出了浓郁的亡国之恨。博浪沙之遇刺，只是张良等少数人的行为;但“始皇帝死而地分”、“楚虽三户、亡秦必楚”，则是黔首的心声了。

　　秦始皇末年的形势已是地火蔓延，始皇帝却依然在做着“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”的美梦。

　　二、规模扩张过快，但未建立与之匹配的组织能力——要剖析这句话，得从“天下苦秦久矣!”入手。

　　秦朝统一天下后，并没有实行一国两制，特意去奴役关东六国，只是把之前秦国通行的政策法令推广到了全国(当然，秦国人跟关东六国人还是有细微差别的，在户籍上，秦国人另入“故秦民”籍，关东六国入“臣邦人”籍)。若说秦国人以秦朝法令为苦，这显然不是事实。“天下苦秦久矣!”是陈胜造反时说的，陈胜是阳城人，阳城最早属于陈国，后来被楚国吞并。陈胜这句话里的“天下”，显然并非指全部天下人，而仅指关东六国的百姓。

　　从春秋时期到战国前期，秦国一直被认为是个野蛮的未开化的落后国家。它躲在西北闭塞的地方，与戎狄为伍，论文明程度、论礼仪繁华都跟三晋、齐鲁差得很远。李斯在写给始皇帝的《谏逐客书》里也说了，说秦国有什么呢?由余、商鞅、范雎、张仪，没有一个是秦国人，陛下喜欢的美玉、珠宝、美女、宝剑、骏马、高雅的音乐，秦国也根本产不了。真正秦国人的娱乐，就是“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，而歌呼呜呜快耳者，真秦之声也”——所以，在心理上，关东六国百姓对于秦国是有优越感的。而自己竟然被这群猴子给统治着，这也是比较不能忍受的。

　　但是，就因为秦国落后，文明程度低，所以秦国人就容易洗脑，不把自己当人看。在冷兵器时代，文明无法转化成战斗力，所以一个国家越文明，它的国防力量反而可能越弱。战国时期，有人给各国士兵战斗力做了个排名，说“齐之技击不如魏之武卒,魏之武卒不如赵之劲骑,赵之劲骑不如秦之死士”——齐国是当时最富有的，富人家的孩子命自然比较值钱，齐国的文明程度又最高，“稷下学社”可以说是战国时期的哈佛耶鲁。所以，齐国是六国之中亡国亡得最窝囊的，一战未打就投降了。末代齐王是活活饿死的。

　　韩非子到秦国后，也被秦国人吓了一跳。说秦国人真的是怪物啊，听到要打仗就高兴得跟过节似的。好多先秦诸子的书中都提到了秦国这架恐怖的战争机器，“当此之时，秦中士卒，以军中为家，将帅为父母，不约而亲，不谋而信，一心同功，死不旋踵”——有这样的军队，横扫六国是必然的结局。

　　但是，统一天下之后，秦始皇把秦国的那一套推广到全国，问题就来了。你秦国猴子不把自己当人看，我们可还是自认为是个人的呀!!

　　可以预料，关东六国的百姓在执行秦国法律的时候，执行力是远远不能跟秦国百姓相比的。秦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在关东六国百姓眼里，就太不习惯太苦了。

　　但秦国的法律是严苛残酷的，你达不到政府要求，那就对不起了。《史记.张耳陈馀列传》里，蒯通对范阳县令说：“秦法重，足下为范阳令十年矣，杀人之父，孤人之子，断人之足，黥人之首，不可胜数”——如此一来，关东六国自然更加怨声载道。

　　但是我估计，虽然砍了这么多人，关东六国司法机关的执行力还是没有达到秦国标准。日后推翻秦国的项梁、刘邦、张耳、陈馀、英布等人，全都是逃犯，都是漏网之鱼。

　　一方面，是民间不断累积的怨气，一方面，是不知悔改毫不妥协的持续高压。陈胜这个火星一蹿起，立成燎原之势，“诸郡县苦秦吏者，皆刑其长吏，杀之以应陈涉”。

　　三、运气不好，秦二世是胡亥——这是显而易见的事，想必不用过多阐述。

　　如果始皇帝不死，秦国则依然铁板一块。秦国政府做为执政工具虽然做得非常差劲，但是做为镇压工具，它绝对是一流的。在这种威慑力之下，在始皇帝生前，竟然都没有人敢造反。

　　假设一下，如果始皇帝死后，秦二世是扶苏。

　　首先，他是名正言顺的长子，继位不至于引起秦国政治的动荡。秦国不分裂，秦国的威慑力就依然存在;

　　其次，扶苏据说是性格较为柔和的，他很有可能对始皇帝的政策进行一些修正，改善百姓的生存环境，而不像胡亥那个二货，做火上浇油的蠢事。本来失期只是罚钱就可以了事的，到了胡亥时代，“失期，法皆斩”，硬生生逼出了个陈胜吴广。

　　再次，跟胡亥这个白痴不同，扶苏是有历练、有自己成熟想法，并且有拥护者的继承者。他在位时，必定不会像胡亥那样胡闹，必定不会发生像章邯这样的功勋卓著的猛将，最后竟然会被逼得向造反者流涕投降的事——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但起码可以再拖一段时间。

　　秦朝的过失，都被西汉的统治者看在眼里。秦朝算是“中央集权”的试用版，试用版暴露出来的问题，都被西汉这个修正版打补丁修复。

　　秦朝二世而亡、西汉立国两百年，原因就在于这补丁打没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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